看《集结号》，很多地方都让我哑然失笑。不能不佩服冯小刚的模仿能力，在中国许多拍摄军事电影见长的导演自呜得意地依样画葫芦地临摹中国军事电影的旧有程式的时候，向以拍摄语言类电影见长的冯小刚却在战争电影的拍摄上，向好莱坞电影学习与看齐。

只不过这种学习做的有一点过，使得《集结号》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对《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中同样镜头的抄袭与学舌。于是很快可笑的地方显现出来了。

比如开始的那一场巷战，端着枪的解放军战士，很酷地像美军一样穿街走巷，连男主角张涵予的形象选择，也选择了接近美军士兵的瘦脸削腮的形象。影片中谷子地戴着头盔、回首了望的一个镜头，就像极了《兄弟连》中E连连长的造型与表情。这种在中国影片中从没有出现过的美军的疑似装束风格，正是令我们哑然失笑的原因。

冯小刚为了使他镜头下的解放军能具备美国大兵的帅气，进行了许多煞费苦心、偷天换日的铺垫。比如，谷子地所在的九连士兵一律带着美式钢盔，打着绑带，端着近似于二战时期美军使用的半自动步枪，板着一个脸，实际上镜头里的解放军的帅气以及与美国大兵的接近，是因为这些解放军战士偷换了国民党兵的服装与装备。而当时国军的装备直接是与美军接轨的。通过这样行头的置换，冯小刚终于可以让影片中的解放军脱胎换骨，成为鹦鹉学舌美军潇洒的最充分的理由。影片还特别作出了一个铺垫，就是谷子地特意向刘团长要求，让他的部队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与行头，于是，在后面的两场狙击国军步兵与坦克的战役中，都是一派疑似美国大兵的解放军战士像美国大兵一样，潇洒地进行残酷的战斗。

冯小刚过分偏爱美式装备，后来谷子地来到矿上，发现矿工们在国民党头盔里尿尿，立刻义愤填膺，说：这里面原来装的是脑袋，你们竟然来尿尿。看到这里，又忍不住让人笑了起来。这个钢盔是国民党的，装的是国民党的军人的脑袋，正是谷子地在战场上宁愿冒着处分，也要杀死缴械投降的那一类的脑袋，怎么这时候，他突然珍惜起这钢盔里脑袋的生命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地道战》中的一个镜头，镜头里鬼子扫荡，留下了几个钢盔，里面的一个小村姑，是把那个钢盔一脚踢了多远的，如果谷子地看见了，也要批评那位对钢盔不敬的小村姑了吧。

有人会说，电影里的特技是韩国人做出来的啊。其实韩国人的战争模式，就是对好莱坞的一次克隆，冯小刚再把二传手韩国人的货色倒卖到中国电影中，其本质上并不能改变电影战争镜头全面向好莱坞电影模式的靠拢。

在朝鲜战争中，冯小刚也没有让中国军人穿上志愿军的服装，而是扮成了李承晚军队的士兵，于是，为电影做特效的韩国人肯定会觉得有一种特别的亲切。这一段很帅气的中国军人，在韩国特效的大力抬举下，再一次可以大言不惭、明正言顺地模仿《太极旗飘扬》中的韩国军人了。

为什么要称这个电影是“中国地瓜”？说中国地瓜并不是对解放军的污蔑。此语源自于曾经的军旅作家、《红高粱》的作者莫言之口，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军事文学乃至电影一直喋喋不休所争论的问题。军事文学界也形成一种共识，就是中国军人的塑造问题，无法超越于他们自身的地位与身份。而中国军人由农民组成的基本事实，也定调了中国军人注定与全副先进装备打造的美国大兵有着本质的差距。中国军人的农民的内里素质，一直影响到1979年的南疆战事的文学再现中。《高山下的花环》里的主体军人仍是农民出身。所以，由农民决定的中国军事文学主体基调也就是地瓜类文学，在另一种美化的说法下，是“农家军歌”。莫言就直言不讳地说，他也曾经深恶痛绝“地瓜类”军人，幻想过塑造一些接近于美国大兵类的军人，但是最后发现这些军人失去了真实感，后来莫言便以还原军人的“地瓜类”特征为荣，而莫言创作上的一些成功之处，恰恰是他对农民们投身战火之后的原生态的血性的把握与还原。这有《红高粱》为证。

因此，从没有涉足过军事文学的冯小刚，被美国大兵及它的同盟国（如韩国）军人的吆五喝六的帅呆了的形象所诱惑，欲罢不能地在镜头上，把中国地瓜类军人拉到与美国大兵同样的档次的之后，必然地发现一种水土不服。

这就是冯小刚在影片开头的三段主要战争场面之后，又重新回到了文戏的中国俗套模式中去。

撇开《集结号》开头战争场面的耳目一新的感觉之后，影片的主体思想有没有新意？

恰恰相反，《集结号》的核心故事是一个在中国军事文学以及电影中不厌其烦重复的老问题。这个问题，他不是探讨战争的残酷的问题，不是讨论人性的深刻与背面的复杂性，它探讨的是一种体制下命令与自由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军事电影对残酷性的内质里的评判，现在还未到那个时候；对战争人性的揭示，也远不是中国军事文学所能承载的现实。而中国现行体制更容易使文学、电影创作者痴迷于战争情境下“命令”所导致的使命的荒唐，所以，我们略微回顾一下中国军事电影的悲剧意味竟然绝大多数是源自于“命令”的衍生尴尬。

表现红军西征的《祁连山的回声》里，里面的妇女独立团奉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命令，去狙击敌人骑兵的追击，最终是全军覆没。反映红军长征过草地的电影《马蹄声碎》中，一群红军女兵，接到一个命令，让她们到某一个地方集合，但是，当她们来到目的地之后，却发现这纸命令，实际上是让她们离开红军队伍，各自逃生。冯小宁执导的电影《战争子午线》，表现的是抗战时期，一群孩子接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命令，让他们到长城以西集合，而他们最终去踏上是一条死路。

可见，中国军事电影里始终有一种强烈对“命令”的抬高的雷同现象。在《集结号》中，我们同样看到由“命令”决定的悲剧与荒唐。为什么在中国文学中会如此出现密集性的对命令的质疑。其实有着深刻的当代心理原因。这个原因，其实不说大家也心知肚明。

在《集结号》中，第九连奉命去执行狙击任务，这一场战争的意义，在第九连看来，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士兵们不关心他们的任务的完成，而去关心的是命令是否来到。影片里的一场最强烈的士兵们的冲突，就是就是否听到集结号的声音。电影把军事策略的动机，归咎于“集结号”所象征的“命令”，而对士兵们狙击敌人的实际意义，却不着一词，士兵们没有看到他们付出对于全局战事的意义，没有看到他们的坚守，给一种战局带来的决定性的变化，而仅仅注重于“命令”是否到来与否。战争的目的与意义都已经略化，只有“命令”代替了战争的全部。后来谷子地在烈士陵园里了解到了事实真相，对司号员歇斯底里地来了一段大发作，就令人很不可思议。战争的发生与进行，是战局本身的规律决定的，集结号只不过起到了对战争的一种外在化的起止的作用，不是决定战争的本质性的符号。现在谷子地对司号员大发雷霆，就是因为他没有听到集结号，没有听到战争终止的命令，好像这是导致他的士兵最终死亡的根本原因，好像士兵们的牺牲的意义到些为止突然荡然无存了，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连的连长，在他的阵地上狙击了敌人的如蝗虫一般的进攻，他是问心无愧于自己的使命的，那个集结号是否出现，其实并不能改变士兵们的付出与价值。当司号员告诉他，团长压根儿没有意图吹响集结号的时候，他的过急的反应，似乎折射出他内心里的心虚，好像战争的意义，因为集结号的缘故而突然丧失了。烈士陵园里那一场激烈的冲突，反而暴露出只有中国军事电影对于“命令”的奇怪的偏重态度。

影片在结构上也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影片中的前三段的激烈战事交待，根本没有产生激烈的人物性格与理念冲突，而“拯”一片中，所有的矛盾都在战争中完成，即使是“太极旗飘扬”，它的所有的人物冲突，也完成于朝鲜战争期间。《集结号》的矛盾线索牵扯得太长，直到了烈士陵园里的时候，才是对前面战事谜底作了总结，而这时前面的战士们已经无法参与到这一矛盾揭开的心理动荡中。因此，影片表现的激烈战事里，所有的士兵们仅仅完成了一个战斗的责任，而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性格，因为这些矛盾的转折要在建国后才能完成。所以，整个电影里战场部分里的人物都是没有个性的，他们面容模糊，大同小异，因为他们的使命就是一个，狙击敌人，他们没有必要去围绕信念的差异去发生争执。而“拯救”一片中为任务的争执，“太极旗”中对战争价值的争执，都是放在战争的进程中完成的，而在《集结号》中却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影片里的战争打得很热闹，但底里却是很空洞，战争不过是同义反复。三场战争，更多地是对好莱坞电影同样镜头的献媚般的讨好。由于士兵们面容相似，性格未曾展开，所以那些大同小异的士兵并没有让观众接受，没有从感情中觉得他们的可爱，自然难以有感动人的地方。而影片后半段谷子地的“秋菊打官司”一般的执着，在没有前面士兵们牵人挂肚的人性化表现的支撑下，也不会让人产生共鸣。《兄弟连》中的每一个士兵，都各人个性，令人触摸到他们的灵魂，所以，在电视剧结束后，仍然使观众关注他们回国后的情况，并且会从中国人的特殊心理出发，觉得他们回国后的平淡无奇的生活有一种淡淡的失望。

值得注意的是，冯小刚在电影恰恰回避了对战争原因的说明，而他所学习的《拯救大兵瑞恩》与《兄弟连》中都没有忘记肯定了美军士兵参与的战争是正义的，应当的。在《拯救大兵瑞恩》中，专门设置了一个美军拯救法国小女孩的戏，变相地说明了美军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是为了拯救当地人民的，他们连小女孩都要拯救，何况那些本土的当地人？而在《兄弟连》专门用一集表现了纳粹的集中营，用以说明美军为什么而战。而在《集结号》中，没有任何对士兵们参与战争动机的解释，他们服从的只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他们自愿地献身于那一场战事。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电影却日益惧怕去肯定一场战争的正义性质，以及获得士兵的参与的认同。这样的模糊了战争动机的电影本体，注定是无法让人对士兵的行动产生认同与赞许。这不能不说影片在基调设置上因噎废食走向反面的失误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片更多地探讨的是《父辈的旗帜》中战士走向和平之后如何适应和平生活的问题，在这部美国影片中，它强调了士兵走出战场之后，应该融合进平凡的人生，但是，在《集结号》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兵依然沉浸在战争状态，意图用战争的特殊状况来指责和平年代对于他们献身的忽略，借此来凸现一个士兵的悲剧命运。而在美片中，如《兄弟连》、《父辈的旗帜》中，展现了士兵们会忘记战争，在新的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特别是《兄弟连》中有重点一章，表现了士兵们在释放战场对于灵魂的恶的异化之后，重新回归到和平生活。而我们中国电影，却远没有这样泰然地对待战争，影片中的谷子地追求一种名份，一种面子，并且以一种庄严的态度表现出来，甚至他可以用死人的名义压着矿山建设，都反映了一种中国电影在理念上与其他国家文化的差异。

因此，整个电影与它所模仿的视觉影像的母本《拯救大兵瑞恩》、《太极旗飘扬》虽然有着表象上的近似，但在本质上，影片的后半段的大段冗长的文戏，却是独特的中国题材里特有的由“命令”决定的荒诞。生命的不自由的潜台词，在这一段里得到了隐形的再次发作。

现在冯小刚移用了美式特技（虽然这种特技是由韩国人倒腾出来的），套在了旧有的中国电影的惯性的思维模式上，自然产生如我们前面所云的水土不服现象。影片的前后部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电影，节奏与处理方法完全不一样，前面的镜头，是对好莱坞摇移镜头的学舌，下面的部分，才真正是冯小刚语言类电影特有的叙事风格。在影片的后半段中，我们看到大段冗长的静止的镜头，再也不见了前面的快速剪切的强悍风格。冯小刚处理文戏镜头时，是不注重镜头的切换的，他基本就是采取让镜头架在那里，让人物在那里侃侃而谈。在影片的后半段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注重语言而不注重镜头的冯小刚。比如，谷子地与二斗在医院里的那一段镜头，只见两个人坐在长椅上，完成了全部的对话，使人想到在《手机》中葛优洗脚的那一场戏，冯导也是采取这种毫无作为的冗长镜头来一笔带过的。可以说，影片的后半段的冗长乏味，显示出冯小刚在处理文戏镜头里，一旦没有了葛优式的幽默的口吻，他的那些文戏便“淡出一个鸟来”。冯小刚在处理文戏时，还不自觉地保留着葛优那种缓慢的沉吟腔，就是在前半段的战争镜头中，冯小刚一旦表现人物对话的镜头时，也是让人物板着一个表现，用葛优的腔调意味深长地讲话，与当时的战争气氛严重不匹配。

可以说，《集结号》的后半段是完全的冯式镜头，而战争场面上，我们看到冯小刚缺乏操纵动作镜头的能力，很多镜头都可以看出冯的视角混乱，镜头杂乱无章。我们回头看看《拯救大兵瑞恩》的开头战事镜头，会发现电影很注重视角的统一，摇晃的镜头，一直是以美国大兵的视角展开的，一直没有发现敌方德军的主观镜头，这给影片增添了许多主观的强烈的视效。但是，冯小刚在《集结号》的战事处理中，我们看到他在镜头上是混乱不堪的。在国民党冲锋的一场战争场面上，冯小刚在表现九连战士进入战壕后，突然迫不及待地用一个镜头放在了国民党军的后边，换成了国军的视角。国军冲锋的镜头，冯导让镜头平行地放在国军队列的左边，这个视角在真实战场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一个电影的客观的视角。而这个客观的视角，冯导也让它摇摇晃晃，而在“拯救瑞恩”一片中，摇晃的镜头，是在表现美军的主观的镜头时才会出现的。可见，冯导滥用了摇晃镜头，甚至把客观的镜头，也莫名其妙地采取了这种方式，可以说违背了电影语言的基本规律，只能说冯导在学舌时，他的习惯于语言类电影的拍摄手法，无法给他的电影以支撑。实际上，冯小刚是从电视剧走上银幕的，没有经过电影拍摄的专业训练，他是在干中学，学中干，能取得这样的进步不是值得一赞的，但是从电影镜头的叙事统一的高要求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有必要对他的电影更苛求一些。

下面的混乱，观众完全被美式或韩式的天崩地裂的爆炸场面给弄得七荤八素，但画面的内在的对应关系却相当的混乱，镜头在共、国双方的士兵们之间杂乱地切换着，时而全景，时而特写，或是共军，又是国军，有时候他们还以同一方向在镜头里运动着，镜头之间的逻辑关系几乎看不到，令人对战场场景处于一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混乱中。在国军坦克进攻的一场戏中，我们看到了“拯救”一片中相似的场景，但看看斯皮尔伯格是如何处理这一场戏，在“拯”一片中，坦克是从地平线上来的，先露出了炮管，而冯导在处理坦克时，直接就用镜头和盘托出，根本无法传达出通过士兵的主观视角感受到的战场压力。

总之，《集结号》是冯小刚学舌好莱坞电影的习作，而骨子里的内核仍是中国电影关注的“命令”的束缚与荒唐问题。过强的理念化操作，使影片里的人物缺乏感人的力量，也注定不会在人性方面有所突然。而电影的战线拉的太长，很多重要的谜底及戏剧冲突都放在了战后，使得影片里的战场镜头里并没有与整个电影等价的戏剧冲突，使得整个电影里的战争徒有轰轰烈烈的形式，但却无益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加之冯小刚一直擅长的语言类镜头的营造，对于处理战争场面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无奈，也使得整个电影的战争场面与它学习的母本有着很大的差距。而正是这种差距，是令我们失笑的原因。

更为关键的是，被莫言称为“地瓜类”的中国士兵在电影中被套上美军的行头，是否还是中国士兵，这是很令人怀疑的。战场上的谷子地，很有美军的风范，但到了后半段，他恢复到了地瓜的本能状态，前后之间他是严重脱节的，这正反映了美式特技作用于国产军人身上的不谐调反差，而这种反差，正是莫言这类军旅作家多少年前就指出过的必然的尴尬。